磨合期

    捷杰耶夫会很骄傲地提起他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的友谊。“1998年我第一次来中国，江泽民主席邀请我日后到中国国家大剧院来演出。”但事实上，真正定下来，不过是今年3月以后的事情。

    按照国际惯例，大剧院的重大演出需在两三年前就列出计划，与高水平演出团体签订合同最晚不迟于演出前18个月。何况国家大剧院的揭幕还定在12月25日——西方传统节日里的圣诞节。马林斯基大剧院前来，是调整了其他的巡演计划才实现的。

    “我们到现在，能组织到这么多的剧目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”国家大剧院现任音乐总监陈佐湟说。他的职务，是2007年3月才确定下来的。国家大剧院从2000年开始动工，2007年3月才确定下管理层。政协委员、国家大剧院业主委员会艺委会主任吴祖强在2004年已经为国家大剧院管理层迟迟不能确定而着急。

    “管理层应该要早介入，管的人早进去，就会早知道问题。”钱世锦说。上海大剧院1994年动工，1998年建成，钱世锦1996年2月已经进入管理状态:“我每天都在工地，就可以发现不合理的地方。”钱世锦举了例子:“比如化妆间原来设计的是日光灯，这是不对的，应该使用的是白炽灯。那样演员的化装造型才不会走形。这样施工的时候就可以提出来，就可以避免造好再拆。造的人留下来管，线路、图纸就不用临时再找，再熟悉。”

    类似问题，在目前国家大剧院的使用中，已经开始逐渐被发现。由于设计的人没有舞台管理经验，国家大剧院的后台非常复杂，一个走廊接一个走廊，人在里面经常会迷路。目前采取的补救措施是借鉴新日本国立剧院:用颜色标，每个通道用不同的颜色，红色到歌剧院，绿色到音乐厅，在后台只要顺着颜色走就到了。

    钱世锦发现，国家大剧院的剧场非常豪华，然而地板上却没有建造显示排座的灯光标志。演出开始后找座位会很不方便。显示座位号的铜牌的位置似乎也不合理，椅子翻起来时是看得见的，人坐上以后，翻下去就看不见。如果座位上坐错了人，后来的人找座位会很困难。“要张开腿才看得到，女同志如果穿裙子就很不雅观。”钱世锦说:“这些细节问题，今后似乎还要改进。”

    “从3月份到现在，发现了大概有200多处细节问题。”副院长邓一江说。他的办公室内还放着一张床:“现在的状态是没日没夜，也没休息日。”

    管理层迟迟未定，说到底还是权属问题。在上海这个问题很简单，拿钱世锦的话来说:“市政府就在大剧院的隔壁。”市长指着钱世锦说，大剧院的开幕，节目演出就归他管了。一句话，钱世锦就过去了。

    但是在北京，大剧院究竟该属文化部主管还是北京市主管，财政支出应该从国家出还是北京市出，就争执了好一段时间，直到今年初，才终于尘埃落定:归北京市管理，性质是公益性事业单位，财政补贴由国家财政和北京市财政共同出资，“开门费”定了1.5亿元，北京市和国家各出一半。

    但这同样会给管理上带来一些问题。副院长邓一江透露，大剧院目前批准下来的管理部门已经有19个，编制内人员名额已经有400人。此外，国家和北京市两边都出钱，意味着可能带来另外一个结果:大剧院将承担两头的场地使用任务。在上海，上海大剧院每年承担的政府项目如下:12月31日的新年音乐会;1月1日早上的市委四套班子的新年团拜会;1月1日的晚上的慈善音乐会;4月底的国际音乐节;每年6月15日或者18日的上海国际电影节闭幕式。

    邓一江提出，将来大剧院希望达到一年能有600场到700场演出.这些演出中，将有多少场能真正做到商业演出？由于“公益性”的性质，大剧院的票价据说将比北京市其他剧院平均低10%。还会推出站席、一定比例的50元票价。但按照成本折算，像马林斯基剧院这样的演出，每个座位的平均票价低于1000元，就不太可能实现盈利。

    “北京的文化气息要浓于上海，但市场化的程度似乎不如上海。”钱世锦说。而大剧院的工作人员则认为，大剧院目前还处在磨合期。